昌乐道中口占　[清]王宸嗣
　　四面烟峦障远空,一林霜气染丹枫。
西风驴背行人影,倒入孤山返照中。
　　人类自身是有限的存在,外物是无限的存在。当然,这样说还不够准确,更准确地来说,万物的存在都是有限的,可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自我意识到这种有限性。这种有限包括时间上的,也包括空间上的。是以敏感之人一旦触于无限之事物,莫不有动于怀。
　　《诗经》上写道:“瞻彼日月,悠悠我思。”唐代陈子昂在《登幽州台歌》中感慨: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宋代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里也发出了生命的咏叹:”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日月,无限；天地,无限；江河。无限。以无限之事物观照有限之己身,能无感乎?
　　于是,我们看到千百年前的诸城诗人王宸嗣,在昌乐道中,看到烟云间的霜林秋气,看到红叶上的孤山长空,斜阳拖曳着驴背,行人袖手着西风,无限的秋色轮转,不息的日升日沉,都让我们生发出一种缓慢的轻愁,一种惹人爱怜的幽静。
　　可这首诗最应该让我们注意的,不是这种迷人的静谧与迤逦的愁绪,而是内外视角的水乳交融,自我与他者的无间转换。“四面烟峦障远空,一林霜气染丹枫”,无疑是诗人眼中的烟林枫霭；“西风驴背行人影,倒入孤山返照中”,却既是在描摹西风驴背上的诗人,又跳出自我的视角,我外看我,遥遥目送着自己,一步一步隐入暮色。在这一霎那,诗人如同灵魂出窍,或者说又化作了一个我,以内外视角的转向合一,给予了文学天地无限的可能。
　　在叙述角度的变革上,可能没有人比诗人走得更远,内视角与外视角的转换历来是叙述中,尤其是小说叙述的难题之一,但这个难题在古典诗人身上完全不存在。更确切地说恰恰是这个难题反而给了古代诗人们广阔的叙述空间。比如说,在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那部无比迷人的《白鲸》中,开始的“我”随叙述的进度,慢慢消失,在《白鲸》的每一个章节,处处可见“我”的自言自语,却处处没有“我”的踪影。与麦尔维尔相似,小说家马原在他惟一的长篇《上下都很平坦》中,同样让“我”忽然消失,在这篇小说中,有知识青年们成伙蹭鱼吃的一幕,“我”是和另外五个人一起去的,但马原忽然来了这么一句:“我们五条饿狼连客气一下都忘了,一个夹起一条鱼连吞带嚼……”原来的六个人一下成了五个人,“我”到底在哪里?小说中这个无名无姓如同幽灵一样的家伙,虽然使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极度模糊,却因数字上的错置,内外视角转换的还有些笨拙。而在王宸嗣的这首诗中,有我与无我,内在与外设,如同无声的时间,无人察觉,便倏忽已变。